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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教授的二胎与人生拐点

发布时间:2021-01-21 15:44:12 阅读: 来源:螺柱厂家

副教授的“二胎”与人生拐点

因为生育二胎,被校方认定为“超生”的蔡智奇无法再回到他所熟悉的大学三尺讲台。  这位35岁的原华南理工大学副教授日前向广州市天河区法院提起诉讼,状告他曾经任职的大学,但在2014年2月14日,天河区法院作出了“不予受理”的裁定。  蔡智奇与他的律师陆妙卿决定在此后一周内就将对天河区法院的这一裁定提出上诉。这一方面缘于,蔡智奇深觉自己应该“坚持程序正义和司法公正”,“努力把这个程序走完。如果所有的门都关上了,那我就不搞了,去安心地做我养家糊口的事情了”,他在2月19日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  但有时候,他内心依然会觉得,希望是渺茫的。  分歧  广州市天河区法院此番的裁定理由为,华南理工大学开除蔡智奇的行为属于单位给予的内部行政处分,不属于劳动争议,不能提起民事诉讼。同时,法官也告知,校方开除他的行为,也属于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因此蔡智奇也不能提起行政诉讼。  2014年2月19日,蔡智奇的代理律师陆妙卿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法院只是表示这属于劳动人事争议,但劳动人事争议本身就是可诉的;此外,法院要求他们走学校“内部申诉途径”,“但这并不排斥也可以走司法解决途径”。这个麻烦的“皮球”,这一次又被踢回了华南理工大学。  而在此之前,蔡智奇进行的其他维权方式,结果也不容乐观。就在提起诉讼的前一个月,他到广东省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院申请仲裁,两天后,他收到了仲裁院发出的一份《不予受理通知书》。  现在,他反而更为冷静。他的言语沉稳,言谈间多次强调,自己会面对,并尽量用平和、理性的心态去理解和消化这个事情。  这位从美国留学归来的博士后拥有两个女儿:在美国出生的7岁大女儿与在中国出生的4岁小女儿。  从1997年开始,蔡智奇在浙江大学完成了从本科到硕士、博士学位的就读。2003年,24岁的他与自己大学同班女同学结婚了。2007年6月,28岁的蔡智奇到美国俄亥俄州大学纳米科学与工程中心(NSEC)从事博士后,当时已经怀孕的妻子也赴美陪读。当年12月,他们的大女儿出生在了美国,为美国国籍。  等到2009年这对年轻的夫妇回国时,他在美国陪读的妻子已经再次怀孕有5个月。回国这一年9月份,蔡智奇被华南理工大学聘用,并于当年10月晋升为该校化学与化工学院副教授。  2010年1月,他们的小女儿出生。当年3月份,蔡智奇到他的户籍所在地杭州办理了孩子的准生、入户手续,他的小女儿上了杭州户口。  蔡智奇觉得,他并未占用中国内地的生育指标。正因如此,他从来没有躲躲藏藏,一直带着一双女儿公开出现在他居住的学校附近。  2012年下半年,受学校委派在广东湛江挂职一年多的蔡智奇突然接到学校领导来电,说接到群众举报他生了二胎,违反了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  当年11月,他被叫到学校与校领导谈话,当时他就将两个女儿的相关资料都提交给了校方。接下来的那段时间是学校计生办反复来电。拐点出现,他的生活自此被巨大的阴影所笼罩。  2012年12月29日,华南理工大学计生办曾向学校领导作出《关于蔡智奇老师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情况说明函》,称蔡智奇生育两个孩子一事,已被天河区和五山街道计生部门定性为超生,若不予及时处理,“就会影响我校2013年的计生考核,被‘一票否决’了”,计生办提出的建议有:把蔡的工作调动至省外;如果调动工作不好办,只能把他当作自动离职处理,“越快处理,对学校的影响就会越小”。  2013年4月份左右,他开始请律师介入此事。  而蔡智奇与他的律师陆妙卿均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时至今日,他们都没有看到有关任何计生行政部门出具的认定蔡智奇属于违反我国计生政策的书面文件。“我只看到作为事业单位的华南理工大学的认定,没看到任何政府行政部门对这个事情的认定结论。”蔡智奇强调。  接下来的2013年11月19日,他收到了华南理工大学发出的《关于给予蔡智奇开除处分的决定》,当年11月份,他即被停发了一切工资待遇。  校方开除他的根据源自穗计生函[2006]26号和粤人口计生委办函[2006]35号精神——“父母双方或一方为中国公民,未在外国定居,其在外国生育的第一孩不管是否已取得外国国籍,均不能批生第二孩。”  这份文件等于认定,尽管蔡智奇的大女儿是美国国籍,但他的小女儿依然属于“超生”之列。  到那时,蔡智奇才意识到,自己与校方对于人口计生政策的理解有着根本分歧。  “战争”  但他并没有放弃这场“战争”。  “我已经被剥夺了当老师的权利,我现在已经没有资格再当你们的老师了。”2013年12月2日,这位华南理工大学化学与化工学院副教授写下了一篇长微博,向他的学生细诉原委。“目前虽然我已经丧失了资格,但是我仍没有放弃。”在文章结尾时,他这么写道。  他跟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提及,那是他首次将这个原本属于家庭内部的事情公诸于众——这不符合以往他低调的行事风格。身在农村的父母亲至今也不能理解他的这种做法,在父母亲的解读中,发生这样的事情,唯有默默承受。  其他的蹊跷还有,他的妻子于2012年9月被华南理工大学化工学院录取为全日制在读博士生,拿到博士学位一直是妻子的梦想。他一度担忧此事是否影响到妻子。“靴子”落地,是在他的“超生事件”被举报后,校方一度表示,因超生,“她也不能再留在我校攻读博士了”。但就在他发布长微博的次日即2013年12月3日,妻子的导师告知他们,收到学院通知,“考虑到蔡老师家庭损失小一些,学校已决定不对你作开除博士研究生学籍的处理。”对他们的所有处理意见的决定和更改都显得这么随意,他不知道以后还会不会有变化。  收到校方开除通知后,他拿出国家计生委的《出国留学人员生育问题规定》向学校申辩——“夫妻双方在国外连续居住一年以上的留学人员,在国外生育或者怀孕后回中国内地生育第二个子女的,回中国内地后不予处理”,并且在规定中提及,“留学人员在国外留学期间生育或怀孕后回中国内地生育,不纳入中国内地各级各部门和有关单位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考核。”  他据此提出,校方适用的广东省人口计生委办公室的内部发函,而不适用国家计生委的《出国留学人员生育问题规定》,违反“上位法优于下位法”的原则。  在这位副教授看来,这与学校开除自己的理由有很大分歧。但校方的反驳理由是,“校方适用的法律没有错误。蔡智奇的妻子虽然在美国生活超过1年,但只是陪读性质,不属于留学人员。蔡智奇违规生育,并不符合《出国留学人员生育问题规定》的不予处理的条件。”  而无论是蔡智奇还是他的律师陆妙卿至今都认为,“夫妻双方只需一方留学即可认定为留学人员。”他感觉自己陷入了对于人口计生政策解读的纷繁复杂的漩涡之中。答案并不在他们手中。  并不孤单  在他将自己的经历公开以后,许多社会人士也开始跟他取得联系。其中包括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法律系副教授杨支柱与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学者易富贤,“他们会给我一些很具体的建议。比如,尤其是我写申诉信的时候,杨支柱老师无私地参与,没有任何报酬。”他说。  此外,还有一些经历相似者也开始联系他。蔡智奇发现,他并非孤单的个体,不少人都有与他相似的经历,对于那些在事业单位工作的人而言,“二胎”这条新生命的降临并不等同于喜悦,反而让他们丢了饭碗或接受种种处罚,好比“噩梦”,“这些人中,主要是中小学老师和医护人员。”  自1980年代起推行的“计划生育一票否决制”,中央曾明确规定,计划生育要由各省、地、县、乡、村党政第一把手亲自负责。比如在农村地区,最强有力的执行者是乡政府及村委会,计划生育指标完成与否,成为衡量乡村主要领导政绩的重要标准。而对于那些在政府、事业单位工作的人们,户口、工作、保障则与生育牢牢挂钩。  “为推行计划生育,我抓过人,牵过牛,扒过房子,干过许许多多违法乱纪的事。按法律要判我20年徒刑,也不算过分。”在社会学家曹锦清所著的《黄河边的中国》一书中,一位在乡政府干了8年的计生干部坦言。过去30年间,中国城乡各个角落的计划生育干部们,或多或少有过类似经历。但不会有人发自内心地愿意终生从事这样的职业。  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启动实施“单独二孩”政策,即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这个被民间俗称为“单独二胎”的政策,影响的主要为城镇育龄夫妻。据国家卫计委前期开展的生育意愿调研结果显示,将有1500万至2000万人受此影响;国家卫计委的生育意愿调研也显示,这些人里,仅50%至60%的人愿意生育第二个孩子。但另一方面,依然还有很多“非独”家庭在殷殷期盼计生政策的开口。  甚至有一位在内地省份任职的计划生育指导站的执业医师特地给蔡智奇发来短信,细述自己的经历:2012年5月这位医师的妻子生下了他们的第二个小孩,当年12月他们因感情不和协议离婚,但在2013年5月,他本人被开除公职,当地计生部门各罚他与他前妻一笔社会抚养费,“我前妻有她的生育权,难道要我扭送前妻去打胎?”这位医师反问。蔡智奇只能对他表示同情,却无法给出解决办法。  一位网友曾在微博上跟蔡智奇提及关于一个教授的职位和一个孩子的生命的比较,“毫无疑问孩子重要。”他答复。  在这个冬日夜晚,一向文静的大女儿嚷嚷着让他去买酸奶,而小女儿依旧那么调皮。“对孩子做出的这个选择,是永远不可能有后悔的。”他毫不迟疑地表示。他坦言自己并不是什么要推动制度进程的勇士,只是以一个普通人的执着走完这个司法流程,“给后来的有需要的人一个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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