剩余劳动力判断与土地流转的迫切性

剩余劳动力判断与土地流转的迫切性

中国的剩余劳动力已经用完，中国已经处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尾声，即将进入到后工业化时代。　　有戏言称，很多经济问题10个经济学家有11个答案。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判断就属于这样的问题。剩余劳动力判断不但关系城乡发展模式的调整，而且涉及经济发展前景的判断。可是不同人从不同视角对剩余劳动力的估计结果大相径庭：从几千万到2亿，不一而足。　　既然说剩余，首先要确定剩余与否的标准。理论上讲有两种界定标准：一种把边际生产率等于0的劳动者称为剩余劳动力。通俗地说，就是认为这部分人即使不参加农业生产也不影响农业产量。第二种把边际劳动收益低于非农边际劳动收益的农村劳动者称为剩余劳动力。因为这部分劳动者选择非农生产会获得更大的收益，最终他们会选择转移出去的。　　大部分人选择第二种标准。从理论上说这种界定是明晰的，剩余劳动力=农村劳动力数量-农业劳动力需要量，但在实际计算时会遇到种种问题。有学者选择人均耕地面积跟我国比较相似的国家，来确定我国农业的劳动需要量。但这种方法漠视了国别差异，合理的农业劳动力数量不只是劳动力与自然资源的合理配置问题，还包括制度及技术水平等因素。　　中国的问题是农民的土地不能流转买卖以及存在户籍制度等城乡二元分割。如果以户籍所在地为口径计算，只要是农村户籍的劳动者就算是农业劳动者的话，那么必然高估剩余劳动力。也有用居住地口径估计的。若在外地居住半年到一年，就算常住人口。由于农民工常常在农忙的时候短时间回去种地，因此又存在着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低估。事实是以职业衡量的城市化跟以身份衡量的城市化远不同步。以户籍为口径就有很多不从事农业的农民，这些人其实不是农业剩余劳动力。以常住地为口径就少了很多一生中有时从事农业的农民。　　所有估计，最大的问题在于忽视了留在农村从事农业的劳动者跟走出农村从事其他行业的劳动者的人力差异。我们利用同学对家乡的调查表明：当下农村劳动力的实际情况是，出去的是精壮受过较好教育的年轻劳动者，而留在农村的是年龄偏大、受教育水平低的劳动者。能够流出农业的劳动力已经基本流出去了，留下来的是那些本来就没有能力流出去的人。而且农忙回去种地的农民工越来越少，土地荒置越来越多。这意味着对于剩余劳动力是高估了。　　我们的调查显示，中国的剩余劳动力已经用完，中国已经处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尾声，即将进入到后工业化时代。事实上，频频出现的民工荒正是对于这一事件的预警。　　既然剩余劳动力被高估了，那么农业经营模式必须发生改变，一家一户的小农模式将受到冲击，而土地流转和取消户籍制度则具有相当的紧迫性。土地不能流转的后果，要么是因为老弱残兵不能种好，要么是因为没人种而荒置，两者都是对于土地资源的巨大浪费。而且如果外出的农民工因为家里土地和老人孩子的牵挂，不得不抽时间回去种地和看望孩子老人，这实际上是一种不完全分工，抑制了分工和专业化的深入，不利于经济发展和收入提高。　　无疑，土地流转还有更重要的意义。它能够为货币提供蓄水池，抑制房地产价格过快增长，从而降低工商业成本，提高经济的竞争力。土地流转还可能改变城市化方向，不再是现在的农村人口向城市单边的流动，富人可能向大城市周边城镇流动。这可以有效减少城市病。　　如果剩余劳动力确实被高估，那么从人口结构变化的角度看，中国的房地产可能在拐点的边沿，中国的高增长可能有泡沫经济虚假繁荣的成分。的确，当前的增长是在货币过快增长，债务巨幅膨胀的情况下实现的，其可持续性因而要大打折扣。当然，与土地流转相伴随的富人向大城市周边城镇的流动聚集，对经济是一种促进。不过整体来看，如果经济的创新能力不能尽快得到提高，那么经济增速以较大幅度下滑可能是无法避免的，并且不是长远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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